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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槽11次打了11场官司 维权狂人专告侵权老板
“他们不停地侵权，我只能不停地维权。”方某每次打官司时，都会说这一句话。2006年起，方某频频出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，先后在该院与多家企业对簿公堂。案件诉求所涉项目有经济补偿金 、平时加班费、休息日加班、违约金甚至是冷饮费，范围广泛。有趣的是，方某一告一个准。“浙江维权狂人”——是他自封的称号。到底是维权还是“碰瓷”，方某“职业维权”行为在司法界引发不小争议。
第一宗官司鼓了底气
方某是宁波余姚人，在没成为“维权狂人”前，他是一家知名服装厂一线业务骨干。
2004年11月，因劳动待遇发生分歧，他被工厂开除。工厂当时给出理由是“在工人闹事中起到带头作用”。而方某说，他主动找负责人谈判被当成了“出头鸟”。于是，方某把工厂告上法庭。
这场历时两年的官司，对初中没毕业的方某来说，气势上就输了一半：他没有专业法律知识，也没钱请律师。“那时的我，很沮丧，只能边打边学。”
那两年他基本没找工作，每天奔波在劳动部门、法院、工会之间。“唯一好处是，打完官司，我完成劳动法律相关知识的快速积累，熟悉这类纠纷的维权流程。”方某说，没打官司前，他和所有务工人员一样，只是模糊地知道超时工作单位应支付加班费。打完第一场官司，他突然明白，原来法律对工作时间、社会保险都有明确规定，对工厂拖欠、克扣工资、不签劳动合同、违法解约行为有惩罚性质的赔偿。“我突然底气足了！”他说。
3年仲裁诉讼50次
2006年5月，方某在鄞州区石碶街道一家服装厂找到一份工作。工作不到3个月，他便和单位解除劳动关系，理由是单位未支付加班费。接下来是仲裁、诉讼，最后单位败诉。
从2006年5月开始，方某把这种维权模式用到了他工作过的每一家企业(共11家)。他的手法是：在每家单位待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个月(记者注：因为当时法律对劳动争议案件规定60天的仲裁时效，从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，方某的案子诉请中大多包括加班费，那么从第一个月发工资起算，2个月内他必须提起仲裁。目前立法部门已修改了60天的仲裁时效，方某工作的时间又要长一点)，然后要么以各种理由提出解约，要么投诉到劳动部门导致被开除，最后起诉。
“2006年至今，我至少仲裁诉讼50次，其中11起纠纷是我自己的 ，还有一些是帮人代理的，基本都赢了。”
“我们厂小放过我们吧”
频繁打官司，方某劳动法律专业知识突飞猛进，加上企业本身在用工方面存在违法行为，方某几乎一打一个准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和企业在气势上换了个位，“我的第六家单位和第五家单位是同一个厂长。进厂20多天，我们碰见了，他认出了我，然后让我别干了。厂长的母亲曾当着我的面说，‘我们厂小，你放过我们吧’。”
和绝大多数普通的务工人员相比，方某的维权意识明显高出一大截，这让他和社会目前的劳动用工关系“大流”格格不入，极易被企业管理者列入劳动者中的另类。“他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，因为他工作的目的并不是想为企业、为社会创造社会价值。”一名人事经理称。
“想让企业好好学法”
方某向记者强调，他打官司并非为了钱。因为3年来，据他自己计算，11个官司法院最终支持了他近2万元的诉讼请求，而如果他肯安分地做工，以他的技术，每年挣三四万元是没有问题的。
记者问他既然不挣钱，为什么不找一份工作稳定下来，他反问记者，“按法律规定，劳动者的工作收入明明可以买肉，买好一点的衣服，老有所依，可因为企业的违法用工行为，劳动者实际挣的钱只能买蔬菜，买便宜货，老了还有后顾之忧，你会甘心吗？”
方某承认他的维权理念有些超前，但“前提是因为企业违法了”，他的维权之举纯属无奈，“因为他们不停地侵权，我只能不停地维权，我这样做的目的，是为让企业好好学习法律”。
■新闻观察
职业维权还是职业“碰瓷”
对于像方某这样的“职业维权人”，社会上争议也颇多。有法律人士认为，“职业维权”对启发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有一定的进步意义，但“职业维权人”以“打短工”的形式频繁跳槽索赔，挤占和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司法资源，并有可能造成劳动关系的极不稳定。鄞州区人民法院的周副庭长告诉记者，从方某所打的这些劳动争议案件看，被告企业在用工管理中均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，如大多没有按规定给方某缴纳各项社会保险，或没有足额支付加班费，或者未签订劳动合同。因此在诉讼中，企业都非常被动，几乎都承担了败诉的结果。
他还认为，从法律的角度看，劳动者的合法维权行为应予支持和肯定，但是对于“过度维权”行为应予以教育和引导，良性的劳资关系需要劳资双方共同维护好。对于那些明显恶意的“碰瓷”行为，则需要依法予以规制。据《青年时报》 （来源：半岛网-半岛都市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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